气候政治升温

南方中心首席执行员：许国平

内容简介：上周联合国气候机构最高官员辞职，而中国总理则声称今年进行气候谈判联合国应是首位，而不是在其它论坛进行。

过去一周对于全球气候政治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周。上周四德波尔 (Yvo de Boer) 辞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秘书处领导的职务，而该机构是组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和京都议定书气候机制的监护机构。

德波尔常常被描述为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最高官员，而他确实也是，只可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如此介入，以至他似乎接管了司机的位置。

去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德波尔在两周的时间里一直都在监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的多边谈判，在这个进程中，所有 192 个国家都可以参与，但在最后两天，潘基文却在秘密举行的会议的附属活动中与 28 名政府首脑坐在了一起。

会议通过了两个工作小组的报告，这些报告本来是今年进一步谈判的主要基础，希望能最终导向最后的气候交易。

另一方面，小集团领导达成了一份 3 页的《哥本哈根协定》，该协定预计会给予政治指导。但是《协定》并没有被通过，与另外两份文件不同。

现在一场关于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的两份报告优先，还是没有被通过、但却被很多发达国家猛烈推动的《协定》成为新的气候协议的基础的战斗正在幕后展开。

那些更愿选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文件的人希望公约的两个工作小组能尽可能快地恢复工作。但是一些推动《协定》的西方国家则希望有自己的方式，让小集团，比如 G20 成为新进程的基础。如果且小集团做出交易，到时将会递交到其它国家让其接受。

德波尔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秘书处的首脑一定是卷入了这场战斗的中心。他的任期本来要到 9 月才结束，但是现在他 7 月就将离开。一些报纸描述他的辞职为今年达成气候交易投射出另一层曙光。

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主要玩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印度、欧洲等对谈判场地和内容的态度。

在程序的后面是实质的关键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报告以设立发达国家约束性减排、设立以科学为基础的总体目标，到 2020 年与 1990 年相比减少 25-49% 为前提。每个发达国家还会有一个约束的国内目标。所有这些国内目标会集体加起来形成总体目标。

《协定》却采用相反的方法，没有总体目标，每个发达国家可以自由地设定自己的目标，且不是约束性的，不再有国际约束。

《协定》的批评者们担心这种自愿保证系统不会导致科学要求的深度减排。事实上，单个的保证加起来到 2020 年与 1990 年相比只减少 13-19% ，远远低于要求的 25-40% 。

可持续发展机构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协定》的保证会让温度升高 3.9 摄氏度 ，这将会带来灾难性影响。需要全球变暖限制到 1.5 -2 摄氏度 ，以避免灾难。

讨论所有问题的最好的、事实上唯一的场合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那些提倡《协定》自愿方法的人可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提出，那些有其它方法的（有总体目标和单个国家目标的国际约束）也可以有自己的发言权。

但是，美国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却暗示其不喜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作为论坛，并建议以 G20 为论坛。

中国和其它三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 ）的观点也很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最后确定了《协定》。

因此，上周中国总理温家宝致潘基文先生的信十分重要。温家宝重申了中国的立场，指出气候谈判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下进行。“在《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以外开始一个新的谈判进程既不可行，也不可接受。”他说。

温家宝还强调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两个工作小组“是此类谈判的合法机构”，这两个工作小组主席在 12 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提交的草案文案是“合法基础”。

很明显的是，总理的信努力地想要在表达该国对《协定》的支持与继续进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谈判和文件，将《协定》放在正确的地方之间寻找平衡。

因此，温家宝说，《协定》对于帮助从巴厘岛会议开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的谈判产生结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这种政治意义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小组作为谈判的合法机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委员会文案作为谈判的“合法基础”形成了对比。

这封信不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后文字，因为美国和欧洲将保持对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接受《协定》作为新协议基础和框架。

在关于场合与文件的表面战斗之后是关于谁将承担多少及何种类型的减少或阻止排放的任务，谁将承担避免和适应气候变化成本的真正战斗。

鉴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如此严肃，甚至威胁生命的问题，因此正在发生的政治争辩也十分重要。

希望能达成一个公平的进程来协助谈判理想地以良好意愿精神进行，以便今年能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