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处于危机之中

南方中心首席执行员：许国平

本周在巴塞罗纳将会进行哥本哈根会议前最后 5 天关于全球气候的谈判。会议必须处理几个难处理的问题。

为期待已久的 12 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做准备只有 5 天的谈判时间了。这 5 天谈判将于本周在以激情文化和饮食而文明的西班牙城市巴塞罗纳进行。

这次几乎没有时间去游览或享用美食，因为巴塞罗纳或许代表着各国能达成交易的最后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有名的标语就是“达成协议”。其传达的信息就是，如果在哥本哈根没有交易，世界注定会进入全球变暖的未来，届时海平面会上升，冰川会融化，洪水泛滥，农业生产力会丧失。

尽管过去几年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危机上，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交易”离谈判桌还很远。下面是需要解决的一些复杂问题。

首先，发达国家必须承诺更大幅度的减排，到 2020 年与 1990 年相比，至少减少 25-40% 。但是，这还没有发生。如果美国也包括进来的话，各自的提议加起来只有 11-18 % 。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明确表示要摆脱《京都议定书》（其中有国际约束的减排目标），而是要形成一份似乎只有国内保证和同行审查程序的新协议。

发展中国家大呼“犯规”，并预计会坚持，除非富国重新承诺在《京都议定书》内制定其 2013-2020 年雄心勃勃的约束减排目标，否则哥本哈根可能不会有交易。

第二，发展中国家已经同意采取缓和措施，但是不会把这约束到国际条约中，因为他们并不对气候危机负责，其排放仍然很低，且仍在早期发展阶段。

此外，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同意其缓和行动将会有监督，报告和验证（即 MRV ）的程序。但是，也同意这些行动会得到受 MRV 程序限制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但是，现在就发展中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希望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减排目标，或者至少偏离“一如既往”的增长水平。

发展中国家反对这种从来没有同意的、强加的新义务，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内计划中会尽量去减排，但是他们不能在全球条约中承诺减排。

第三，发达国家在推动一个到 2050 年全球排放（与 1990 年相比）减少 50% 的“全球目标”。但是，他们也提到了自己减让 80% 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案中必须绝对减少 20% ，人均减少 60% （因为该时期人口将翻倍）。这是一个巨大的调整，其性质和属性还需要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了。

因此，“全球目标”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却充满了复杂、严肃的问题，包括公平、未来预期或发展等。

第四是资金问题。发展中国家正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建立新的气候基金而努力，其间所有地区都有平等的代表。他们要求发达国家每年贡献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 1% （或者说约 4000 亿美元）到这个基金中。最近，一些集团和国家呼吁贡献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一直在阻碍这些要求。欧洲希望用“现有机制”（世界银行或全球环境基金），而不是新基金。上周，欧洲还表示只同意 200-400 亿欧元的公共资金，其中欧洲会贡献 20-150 亿欧元。

这与要求的数量相差甚远，也比联合国估计的发展中国家对抗气候变化每年需要的 5000-6000 亿美元相差很远。

第五是技术问题。发展中国家对自气候公约 1992 年诞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气候友好技术转移这一事实提出了批评。他们希望在公约里有一个可以起草和执行《技术行动计划》的新技术机构。这个机构还会识别出技术转移的障碍，包括知识产权，同时该机构还会协助发展中国家以可支付价格获得技术。可以促进研发合作，建设新的技术中心网络，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制造和设计自己的技术。

但是发达国家甚至反对在公约内建立新的技术机构，他们坚硬地认为知识产权问题不应包括在全球交易中。有人怀疑发达国家是想要保持并扩大自己的技术主导，以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发展经济竞争力的新领域。

这与共同对抗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精神不符。不幸的是，过去一年的气候谈判从环境合作转移到了为了未来的经济和贸易竞争战争获得有利位置上。

第六个问题是适应，或者发展中国家处理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这包括建造海墙来处理海平面上升、防止洪水、适应农业和健康影响等活动。发展中国家想要一个新的适应框架，想要更多的资金来让这些活动得以进行。

除上面的以外还有很多其它问题，包括如何处理森林、减慢或停止森林采伐的资金，重新种植森林的资金，如何处理“市场机制”，比如碳市场的规范和增长，如何处理“抵消”，或者说发达国家支付给发展中国家代表其进行减轻行动，以便发达国家可以满足自己的减排目标的程序。

如果上面问题不能在哥本哈根解决，会议将不会签订完全的决议或协议。相反，已经有制定“政治宣言”的计划，预计可能会制定一些原则和决议，并指导谈判员明年继续进行气候谈判。